【安国论(富农论) 】
2016-04-05 1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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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论

(富农论) 

梁勋

国历2853521

 

要安国,必先安农;要安农,就必须归还耕地给农民。实施经济民主。

在中国,十亿农民的问题,依然是立国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带领农民致富的政府,才是一个好政府。中国的农民富裕了,中国才能称为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

或曰:在中国,农民不是有土地么?不仅免征农业税,而且还有粮食补贴、外出务工。农民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第一、尽管农民有上述生存条件,但是,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最贫困的阶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1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6000多元,最好的省份江苏也不过13000元左右。但是,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务工大省,仅就我对我的家乡的了解,一年夏秋两季,劳动费不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和机械收种费用,农业实际的收入也仅就是一个夏季小麦,按亩产平均1000斤计算,若人均2.5亩耕地,则收入小麦2500斤,按市价1元计算,也就2500元,这是一个农民的实际的农业收入。对于一个四口之家,只有一个男劳力农闲时外出务工,约有8个月,按人均月收入3000元,也就24000元,加上四个人的农业收入10000元,这个四口之家总计可有34000元,人均年收入8250元。这是相当好的农户。如果该农户家里还有老人和需要上大学的孩子,除去基本生活开支,那么这点收入勉强够供养一个大学生。如遇大病大灾,这个农户则无余力应对。而相对于中国西部的农民,日子绝对没有这么好过了。

第二、中国有十亿农民,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即便全中国的农民都能像那个四口之家那样,依然是中国最贫困的阶层。这么庞大的贫困阶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脱贫的,更不是简单地武断地实行集中居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便能够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国家若不以占大多数的民众生计为本,而试图通过与国际资本的接轨和单一的钢筋水凝土经济来实现所谓的“GDP”增长,这绝非为民生计。

第三、共产党早年进行革命,要推翻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在准确地分析了中国现状之后,把革命的力量锁定在农民身上。农民是一个知识水平不高的庞大阶层,他们大部分为自耕农、佃户和长短工,备受大地主和当地豪绅的欺压,而且他们的生存诉求很简单,只要革命可以使自己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又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官僚资本主义政府赶到了台湾岛。解放了!解放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诺言,所以,他们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时隔不久,由于共产党错误地判断形势,且受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开始一步步将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他们其中的一部人认为,这样可以快速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过程也确实起到了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很有限,最主要的问题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下的绝对平均主义,压抑了民众的自私欲望,抵消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加上各种运动的冲击,老百姓情绪低落,生产力徘徊不前。

继续革命的结果是,制造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无产阶级”。

再者,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间,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围困,加上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为了尽快发展民族工业,确保军队、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连续20多年对农民采取了高税收政策,逐步显现了城乡差别和工农业的差别。这种差别加酝酿着农民的不满情绪,好在中国的农民是个最具有耐受力的阶层,也是一个识大体的阶层,就是他们的劳动支持了前三十年中国基础工业体系的建立。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的前途一度暗淡无光。中国不打算继续忍受平均和贫穷,新的中共中央领导层重新起用邓小平,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邓小平一直主张私有制的合理存在。邓小平摄政后,快速地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开始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

对于农民来讲,土地就是命根子,邓小平深知这一点,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包产到户”,并随后将土地的“使用权”赋予了农民。这虽然是所有制改革的重大进步,但是,并不彻底。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无疑是所有权改革的后遗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征用土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城市的无度扩容,制造出了大批的彻底的无产者阶层,加上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又制造了一大批彻底的无产者阶层,这些无产者阶层的数量之众多达一亿几千万人,他们生存在现代化城市的边缘。由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与广大农村的贫穷落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再一次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现代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在工农业双向的私有化过程中,生产力再一次得到释放,面对着鳞次节比的高楼大厦,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然而,由于改革本身所存在的重大制度缺陷,改革仅仅朝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上前进,“共同富裕”被搁置,贫富悬殊加剧,两极分化愈演愈烈,20%的人群拥有接近80%的财富,而80%的人群拥有不到20%的财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 

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所获得利益也就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免征农业税,粮食补贴和外出务工”。然而,“CPI”和“GDP”拼命赛跑的结果是,在如此之高的生存成本下面,农民的相对收入急速下滑,他们的贫困程度在加剧,这是不争的事实。

十亿农民,这么庞大的人群,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上下。难道这还不能够引起当国者的警醒么?

立国,靠的是农民。安国,难道不需要安农么?因为农民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人口。立国,靠农民。安国,要安农。治国,难道不要依靠农民么?

理论的答案,应该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实际的答案并非如此。我们且不说农民处在贫困线上,我们只要简单地看一看“人民代表”中的农民份额就很清楚了。

要安国,必先安农。要治国,必先重农。

所谓重农,不是要回到小农经济,而是一定要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才是立国之本,安国之本,治国之本。

    第一、归还土地给农民。彻底消灭“无产者”阶层,使广大农民先成为“小资产者”。允许土地有序流动,严格控制国家征用土地,严厉打击非法兼并土地。

    第二、资本政策向农民倾斜,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给农民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农业,如旅游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第三、打通国际市场通道,将中国的农副产品推向世界,使农民享受到国际资本所带来的利益。

第四、有序地引导农民进入国民生计的经济领域,使农民具有双重的劳动者身分:亦工亦农。

第五,当农民的收益足以自保的前提下,有序地引导农民进入工业领域,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社会。

至于城市“无产者”,国家首先以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的方式鼓励和支持自谋生计,严格控制大资本对于城市“无产者”的挤压,逐步实现城市“无产者”除住房之外拥有一定数量的再生产资本,进而消灭城市“无产者”。

    农民不富,天下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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