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观的方法论意义
2015-11-09 07:27:11
  • 0
  • 0
  • 63
  • 0

人性观的方法论意义

梁  勋

国历2853年1月17日

(2012-02-08)

  国历2853年春节前,有一个机缘,聆听了一位独立研究人邵晟东先生的演讲,题目叫做《新人性论与基因科学》。

   邵先生对现有的人性论进行了归纳:性善论、性恶论、兼善恶论、无善恶论以及人种优劣论等等,五种人性论。邵先生认为,现有的这五种人性论均不完善,均不应从后天教化进行人性定义,因为后天的教化对人性本身影响甚微。人性应该是先天的,必须通过基因科学才能找到的人性的本质,那就是基因所规定的人性的本质,这种基因规定的人性在后天的表达具有诸多可能性,因此,邵先生把他的新人性论叫做“可能性范围(集合)”。邵先生说:“对所有生命形式的本性的描述,都不能局限于生命过程中的某个片断,必须涵盖全过程。因此,人性应该是指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可能性范围,或所有可能性的集合。”这个范围有多么宽呢?邵先生认为十分宽泛,除动物性之外,还应包括追求幸福、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等。邵先生同时认为,所有的人性均不得被压抑,压抑人性的某些可能性是不文明的,甚至是反人类的。邵先生主张,人的本性虽然不必通过后天教化予以张扬和限制,但是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对人性进行改造:剪除不好的人性基因,保留向善的人性基因,社会将变得无限美好。此说如果成立,那将新兴一门新的学科,可以叫做基因人性工程学。邵先生同时还假定:人性虽然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但总体上是“趋善”的。也就是说邵先生最终是性善论者,同时邵先生也是包容恶的人性存在的。以上是邵先生新人性论的基本论点。

对于人性是否存在并取决于基因,是否可以通过基因工程进行人性善造,我个人不敢简单结论。但是,邵先生的人性基因说的逻辑漏洞还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邵先生的“可能性范围”的新人性论,从事人性改造的人性工程学家们,由于他们的人性的“可能性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进行人性基因改造的过程中,怎么去保证这些科学家们的人性一定是善良的呢?假如,其中有一些人性基因工程学家的人性的“可能性范围”的现实表达不是善良的,而是罪恶的,他们恰恰把基因中的恶的人性全部保留并剪除善良的基因组,他们这么做是完全符合邵先生的“可能性范围”新人性论的。此外,既然通过后天教化张扬和限制人的某些本性是不合文明要求的,那么,通过基因改造的方法进行人性改造,也很难说是符合文明标准的。

应该说,邵先生的“新人性论”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人性论阐述。邵先先生认识到人性论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行为的影响,并尝试用人性解读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思想和行为的深层原因。

人的先天属性是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生存本能和繁衍本能是一切生命的先验能力,与其它所有动物毫无二致,虽然动物也有群落,其群落规则是微弱的,个体本能需求远远大于群落规则。在先天的(动物性)意义上,人性无所谓善与恶。

人的后天属性是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繁衍本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制约,使得人类发展成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社会生物群落,情感、道德、组织和法律成为人类远远高于其他动物的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的社会规则——共生,共生规则的约束力远远大于人的本能需求。这或许是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

探讨人性,无法逾越人的社会性,也不能回避人的动物性。动物性和社会性都是人性的基础,但是,人性的合理性并不取决于人性本身,也就是说,人性的合理性并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决定的。例如,非洲原野上的动物生存法则(弱肉强食)没有人会用“道德”来评价,两只狗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交配行为是合乎动物性的,一头狮子猎杀一只羚羊甚至是同类的举动是合乎动物性的,一只猴王管制它领地的母猴并驱逐成年公猴的行为也是合乎动物性的。这种动物性是合乎天理的,没有人会对动物的行为进行指责。但是,人们对于人和人群的评价,即便是原始部落的人类的行为(更接近于动物性),总是不可避免地进行人性评判,一对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性交行为以及一个男人强奸一个女人的行为虽然是符合动物性的,但它绝不符合社会性,而会遭到社会的制约。我们现在知道,野蛮、独裁、落后、不文明等等评价语,总是会被一些自称文明的人们用来评价其他人群或者部落,甚至以此为理由干预他们的生存。

在东西方文化(或者叫做文明)中,东方人更加倾向于以人的社会性来定义人性,并有意识地减弱人的动物性。而西方更加愿意以人的动物性来定义人性,同时有意无意减弱人的社会性。这种差别是与东西方的人类进入社会状态的早晚以及社会的复杂程度有关。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性呢?

人类较之动物更加懂得人的共生性,即人类意识到群体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存同样重要。因此,个体的自我约束和群体的共同约束构成了共生的基础。所谓约束,即是尽量减少个体行为对他人的伤害。自我约束是主动行为,群体约束是客动行为。在群体中,客动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转化为主动行为,尽管客动行为会限制和减弱个体的利益。在更高的角度看待群体,群体的约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群体的主动约束,这种约束是群体自组织性的基础,群体的自组织性即是社会的结构形态。人性,就是自我约束性,即对动物性的自我扬弃,并表现出主观共生性。这就是人性。

下面谈谈人性观。人性观,是一个人对人性的认识所形成的基本观念。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不同人性观,不同的人性观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状态,不同的社会状态形成了不同社会的存续基因。

人性论也是文化论。文化,即人际关系模式。人际关系建立的前提是人性论。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本文认为,从先天的角度考察和论证人性是善还是恶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甚至是有害的。善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利害关系。这种关系有几种状态:利己而不害他,非善非恶;利己而且利他,即善;利他而不害己,大善;损己而利他,至善;损人而利己,至恶。评价或者判断一个人的人性,不管他的人性是先天存在的还是后天教化的的结果,我们只能从他的后天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来分析,并以此来做出判断,判断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和法律准则,并不存在先天的人性标准。同时,我们不应该以某人某种行为的善恶就说某人先天是善的或者是恶的,即便是某人作恶多端,应当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俗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儒家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人际方法论。我个人则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化方法论。

如果给人性带上先天的善或者恶的帽子,就会对一个人的一生做出错误的判断,就会出现“一事定善恶”的错误评价方法。如果给一个阶层的人群的人性带上先天的善或者恶的帽子,那就会导致这个阶层的人群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

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几十年前印度有一部电影,说一个人做了“偷盗”的事,入狱服刑获释后,他想从此不再做盗贼,找一份工作,好好做人,但是世人不认为他能改过,认为他的人性是恶的,最后又逼得他再去做盗贼(当然这个人改过的决心有限,又去做盗贼反而印证了世人的看法)。孔子的思想里就有类似的看法,人有等级之分,君子和小人似乎是天生的,后来就发展出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同样,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是一个典型的“性恶论”,达尔文又从生物学意义上论证了这个“原罪说”,推导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价值观,无视人类的共生之道,这也深远的影响了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甚至是科学家和普通人,都无法回避人性认知的影响,不管他/她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她的思想和理论里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人性观,他/她的行为都受着自己人性观的直接影响,他/她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对他人作出人性的判断。

即便是被奉为共产主义之父的马克思和被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的毛泽东,他们的社会学说的立论基础和方法论也带有明显的先天人性论的影子,那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论”,把社会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都有其先天的性善和性恶,因此,必须打倒甚至消灭某些先天性恶的阶级。这就导致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成分论”。

更为荒诞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虽然是为了救国,但却建立在对中国人性恶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甚至全盘否定5000年来的中华文化。鲁迅的大多数文章是批判中国人的人性的。矛盾的《林家铺子》,曹禺的《雷雨》,却是用文学笔法来批判中国人的人性。即便是当代,仍然还有不少人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人的人性,像李宗吾的《厚黑学》,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及后来的“逆向民族(种族)主义” 者们,对中国人的人性进行了比“原罪说”更为彻底的“性恶”定义。其中最要害的是“奴性说”,说中国人先天具有奴性,在否定奴性的同时也把中国人几千养成的谦逊和礼仪一并否定了。殊不知,清末的所谓奴性是由清朝统治者用200多年的时间和强权塑造出来的,下级对上级,全民对皇帝,均以“奴才”自称,这是满族的统治方式之一,入关之后予以沿用和推广,并非5000多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有“奴性”,也并非全部中国人都有此“奴性”。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建立在对前三十年过度压抑“人性”(平均分配,也叫做大锅饭)的批判基础之上的经济运动,要发展经济就要解放“人性”,要解放“人性”就要接受西方“弱肉强食适者生”的价值观。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只猫就是经济,或者说是金钱。具体的运作方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共同富裕”。当人们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唯一的“硬道理(真理)”和标准的时候,“金钱至上”随之产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唯有“金钱”为凭。最终导致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性恶”的结局。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则是一种新型的阶级分类方法,更加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善良的,如果8000万中国共产党员算作一个阶级的话。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人性观更是经常表达为对他人的人性评价。某人随地吐了一口痰,即说某人不“文明”;某人某次闯了一次红灯,即说某人不“文明”。不文明是什么?那就是人性恶。至于说某某人“生性如此”更是彻底地定义他的人性。去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18位路人见死不救,被夸大为中国人的“冷漠无情”。很多人在批评中国社会丑恶现象的时候总是喜欢冠用“中国人”如何如何(见《请不要烂用“中国、中国人、国人”》一文)。

如果一个人对他人定性为“人性恶”,他/她就不会与之交往。如果很多人对一个人定性为“人性恶”,那么,这个人就会被社会抛弃,再无做人的可能。如果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定性为“人性恶”,那么,这两个阶层的冲突和斗争将不可避免,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如果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定性为“人性恶”,前一个国家对后一个国家进行强暴将有了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些都说明人性观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人性观的方法论意义,是说人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无不受其人性观的影响。反过来说,我们则可以从他/她的思想、言语、行为溯及到他/她的人性观所在,从而揭示出他/她的某方面的人性。

无论是对待今人还是对待古人,无论是对待个人还是对待组织,我们切不可简单地评价和定义他人的人性的善与恶,因为善恶同源,这个源就是生存与繁衍,这是人类结成社会的前提基础。进入社会层面,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已不再完全是动物性的行为,生存和繁衍的有效性以及有序性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人类认识到,共同的生存是个体生存的保障,是人类群落发展壮大的基础。因此,人类开始建构社会规则——道法体系,来合理限制人的动物性的无序性。

个体与组织,有序和无序,动物性和社会性,始终是一个矛盾,需要时时刻刻调整和制衡,这是因为,每一个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社会人的。为了使一个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人类设计了教育体系,不同的教育体系反映了不同的人性观。社会是有很多组织构成的,为确保社会的有序性,人类首先设计了道德体系,然后又设计了政权体系和法律体系,不同的道德体系、政权体系和法律体系也反映了不同的人性观。

比如儒家,既有孟子的性善论,又有荀子的性恶说,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观念和结构。

孔子虽然对人性的善恶置而不论,但却梦想着恢复周礼——即周朝的社会制度,周的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比不上三皇五帝时代,但是周朝初中期以仁德为本,辅以典章,社会安定富足,孔子认为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制度。礼,就是典章制度,包括道德规范,当然包括法律,孔子认为,周朝虽然圣贤不少,但小人也很多,这应该是兼善恶论。孔子的时代处在春秋末年,周朝已名存实亡,诸侯割据,天下纷争,觉得回天无力,所以四处游学,布坛立说,开办教育,以期有人可以代替他实现他的理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明确提出“性善论”,但孟子的时代已到达战国,纵横家成为当时各国的座上宾,孟子的学说依然无人理会。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则根据当时社会混乱、重杀伐的状况,在很多方面对孟子及诸子的学说予以诘难,认为,社会之所以这么混乱,则是由于人性恶的缘故,所以单单靠自身修养和教化实在难以改变这个混乱的世道,圣人必须有权力才能将圣道推广开来,舜和禹就是这样做的。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是他没有权力,所以其道不行。

受教于荀子的商鞅和李斯则依据“性恶论”,主张重典刑,以遏制人性恶的发展和膨胀,秦国根据商鞅和李斯建议,除重典章之外,大力发展经济,开路修渠,成就了秦的霸业和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秦的灭亡多少也与其相关。乱世须用重典也是对秦的灭亡的教训和经验的总结。历史上有人称商鞅、李斯他们是“法家”,我个人为他们是儒家。

尽管秦朝灭亡了,即使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也没有废除典章和刑罚。汉以后的2200多年的整个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坚持了“仁德为本、典章以补”的社会治理结构,这或许正是孔子的兼善恶论的表达吧。自此之后,统治阶层一方面极力标榜圣人、贤人和君子,一方面还在继续不断地完善典章和刑罚。

与东汉初年时间大致相当的西方,出现了基督教,有人甚至说基督教就是由东方传入的,其《圣经》中明确表述了人性恶——“原罪说”,整个西方世界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建立人际关系的。因为人性恶,那就谁也不可信,人们之间必须用契约和法律来约束。所以,在西方,是没有圣人、贤人和君子可以标榜的,唯有契约和法律。在当代,甚至很多人主张夫妻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因此,在经济上,夫妻应该各自独立,即便是吃饭,最好是“AA制”。

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自陈胜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权并没有形成显著的贵族传承现象。寒门出学子,学子入仕途,很多皇帝就是平民出身,大多数很有作为,像刘邦、刘秀、朱元璋、毛泽东,平民出身的文人和将军不胜枚举,有些人还进入了中国神圣的殿堂,像武圣孙膑、医圣孙思邈、忠义化身的关羽、六祖惠能等等,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中国统治者甚至发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告和实践,标榜圣贤之治,这大大拉近了统治阶层和人民的距离。而西方,政权的交替则是发生在宗教首领、贵族之间的,在工业革命以后,政权则实际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上,这也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法国昙花一现,却在中国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这是用人性观来解读历史的一些例证。

钱文忠先生在讲解《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时,就用到了人性观的方法论。邵晟东先生也用了较长的篇幅以人性观的方法论来解读历史、社会和人物。我之所以能够提出“人性观的方法论”,就得益于两位先生的启迪。

人性观的方法论关系着每一个人,关系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关系着每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关系着组织的行为和结果,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